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输出价值观，就不能称为大国；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成功地输出资本，则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

对外直接投资，是衡量一国资本输出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中国经济各种宏观指标中的最大弱项之一。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而对外直接投资额(FDI)的存量却只有2300多亿美元，与欧洲小国丹麦差不多，与日本的2.9万亿美元相比，不算九牛一毛，也只能是九牛与一牛。这意味着，中国如果想通过海外投资在更深层次的领域影响全球商业走势，其道路还很漫长和曲折。　

尽管国内外经济学家大多都在提醒中国避免日本经济的覆辙，但就海外投资战略来说，中国还是更应该借鉴与学习日本曾经走过的道路。

商权重于股权

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的最大特点，是普遍以“商权”为中心，其他国家的海外战略，则大多以“股权”为中心。

美国企业是“股权模式”的典型。它们更看重的是绝对的股权，因此更习惯于从财务报表的盈利项来决定是否要收购某家公司，而往往忽视社会价值、产业价值和生存能力等。因此，这种战略缺乏对整个产业链条的观察与考量。

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战略思维更接近美国企业，这种模式使得中国公司在进军海外时容易急功近利，而缺乏精密布局。所以，中铝集团增资力拓、中海油公司竞购优尼科无不落人了“股权”的这个陷阱。而以“商权”为中心的日本企业，则更愿意通过先合资，再稀释股份的方式，慢慢蚕食。

所谓以“商权”为中心，就是看中所投资猎物的商业价值和其在产业链中所起到的作用。确定这个价值的机构就是综合商社。其结果就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完美结合，从而创造利益的最大化。

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发现日本公司更依赖于集团化作战和财团模式，很少会单兵作战，所以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强大。从产业布局来看，日本公司喜欢充分发挥聚集效应，比如松下的60多家在华工厂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日本公司的海外战略都经过漫长的战略考量，绝不轻易布局。2003年，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万美元，而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了10倍。松下用这笔钱不断稀释中方合作伙伴的股份，把他们原本的合资工厂变成了独资。对于中方合作伙伴来说，或许获得了不少现金收益，但多年打造的销售渠道和网络就拱手送给了松下公司。

上世纪60年代，刚刚走出去的日本企业和现在中国公司的情况非常类似：一样面临着不熟悉海外法律、不懂得处理政府关系、不知道如何本土化等诸多问题。但此时，日本的综合商社为日本公司迈向海外起到了指引航道的作用。二战之后，日本的综合商社要比日本的制造业更早进入海外市场，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资源和信息，然后为跟随其后的日本公司提供全面的服务。

比如，当年丰田汽车刚刚进入广州时，其物流网络、配送方案、零部件存储都是丰田财团旗下丰田通商这家综合商社来完成的。商社与上游的财团、下游的制造业也保持着密切的股权关系，通过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建立起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让资金的效能最大化。

股权融于商权

学习与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的“商权”思想，不仅要研究其具体的战略技巧，还需要从战略的层面去理解。

商权的思想，追溯其历史渊源，其实是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出古东方商业文明的精华。因自古以来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权”的历史发展一开始便背负着底层的身份，但也致使商业的发展更着眼于长期战略考虑，更精于耕耘，商业心境也更稳重，不因短期的波动而轻易改变商业战略，从而避免因浮躁的环境而毁于朝夕。

深受中国古老商业文明洗礼的日本人，发展和深化了对商权思想的独特理解，其中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商权最为核心的内容，包括长期的市场渠道、长期的供应链、长期的融资渠道等等。在这种商业氛围中，市场占有率是第一位，利润是第二位，因为只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才能稳定整个体系，做到共同发展。

而西方商业文明创造的股权思想，创造者是西方世界的统治者，来自于富裕阶层以及宗教势力阶层，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更加容易地获得商人辛勤耕耘的成果，以及吸收底层者的财富供其一时享乐，而待挥霍行为致使这些财富消失时，凭着“股权”，就能将法律威胁降低，从而承担一定责任后逃之天天。

由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创造出来的股权和商权思想，发展至今演化出两个极端高手，善于股权即金融的美国，以及善于商权即产业的日本。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两个文明产生了碰撞，致使很多沉浸于单一商业文明的商人失去自我，许多非西方国家的企业最终因盲目崇拜西方商业文明而数典忘祖，走向西方浮华的商业文明。唯一没有撇弃且融合东西商业文明之长从而发展强大的；便是日本。

以三井物产为首的综合商社就将这种融合发挥到了极致。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拥有广泛的贸易网络、深厚的产业底蕴以及与之配套的金融力量，凭着产、商、融三位一体的商业体系将东南亚进行产业分工定位，并衔接成东南亚贸易网，再利用金融进行投资推动相互间的衔接以及升级和发展，从而塑造成了著名的“雁行模式”。

但是在他国建立势力强大的商业力量，会让当地升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为了融合这些民族主义情绪，日本通过股权的方式，以极低的股权进入一个国家的产业市场，并鼓励当地国推动“国产”产业，其通过极低的股权敞口，进入市场，并将自己的技术、产业、金融、贸易快速输入，使其成为一个国家产业背后的真正的掌控者。西方国家热衷于使用的经济数据，如GDP、进出口贸易额等，其实掩盖了日本的经济收益，而夸大了日本企业所投资国家的经济增长。

商权与股权的融合，将带来更大的商业利益和市场额，并将商权发挥得更加极致。例如，日本综合商社在东南亚推广第二代生物乙醇的行动，就将商权战略发挥得淋漓尽致：

股权化于商权

通过股权直接获得商权，便是融合股权和商权的商业行为。此外，通过商权也可获得股权，并通过股权再获取商权的商业行为，进行间接的商业扩张。

2012年4月6日沙特基础工业公司（简称沙比克）宣布，将投资1亿美元在上海康桥建立其新技术中心；而在此前的2日和3日沙比克还宣布，将在天津和重庆扩建其规模庞大的化工产能，其中与中石化合资新建的26万吨聚碳酸酯项目是中沙（天津）石化百万吨乙烯项目的二期工程，投资达110亿元。

在20世纪70年代，沙特石油公司总裁塔赫尔，便在大阪世博会向三菱财团表达了建立石化产业的想法，此后由60多家日本株式会社（主要是三菱财团子社）组成的沙特石油化工公司(SPDC)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组建了东方石油公司(EasternPetrochemical Company简 称：SHARQ)，此后日本三井、三菱为首的综合商社便蜂拥而至，在沙特东海岸建立了首个沙特拉比格石化群一朱拜勒石化产业区．并一跃成为世界级石化产业国。

此后，在2004年沙特石油公司与住友商社为首的综合商社合作，在综合商社贸易、产业、金融三位一体的协助下，帮助沙特阿拉伯在西海岸拉比格建立起沙特第二个石化产业群—一拉比格石化产业区，让沙特成为名副其实的石化产业巨头。此外，日本阿拉伯石油株式会社等还参与阿拉伯石油开采，从而将沙特上中下游能源产业链掌控，商权紧握。

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在中国建立石化产业，背后其实还是三井、三菱等综合商社掌握核心技术，沙特只不过是日本产业“本土化”后间接进入中国石化(600028,股吧)产业链的一种路线，并结合中国本土化的日资企业联合在中国获得股权从而扩大石化产业链间接获得商权的曲线之路。

除了这个曲线获得商权的案例外，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协议，也是同理。新加坡的产业充满着日本产业基因，这使得新加坡成为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通过进入天津生态城展开产业链构建工程的跳板。

股权一商权一股权一商权……，从这些曲线获得商权的案例中，中国企业家还应该认识到：不能将商权和股权两极化，要保留东方商业文明的底蕴，融会贯通，不可崇拜外来商业文明而失去自我，一定要融合并灵活运用。而面对日本综合商社这类产业大鳄，中国必须沉下心来打造自己的产业技术、贸易网络和金融力量，才能真正赢得和保持独立，才能将“商权”和“股权”运营自如，才能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商权并规避各国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一个能够输出资本的真正的经济大国。

本文来源: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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